金融刑事资讯 | 2025年第 11 期【总第61期】

经济犯罪往往先违反了经济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要注意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成立以违反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缴纳规定为前提。修正后的公司法原则上将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本案原二审判决作出时间在公司法修正及相关立法解释出台之后，故应适用修正后的公司法及相关立法解释。按照修正后的公司法及相关立法解释，三原审被告人注册成立某房产公司没有实缴出资的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再审改判依法保障了涉案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有效发挥了司法裁判规范、保障、引领的重要功能。

案例二：叶某某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

原审被告人叶某某系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2月6日，某市西区发改局召开某商场转让招标会。某商贸公司以460万元中标，并于同月29日与某商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叶某某分数次向西区发改局交纳了转让费120.01万元，剩余款项至案发一直未交。2008年6月20日，叶某某与某商场租户胡某某、王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金共计30万元，并约定当日先付给叶某某6万元，剩余24万元在叶某某获得某商场正式授权或取得某商场产权后一次性支付。后叶某某伪造了一张“西区发改局已收到叶某某余款340万元”的收条，二人遂将剩余租金24万元支付给叶某某。

【典型意义】

办理涉企产权刑事案件应当注意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纠纷时有发生。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准确审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简单以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便动辄以合同诈骗罪处理。本案中，叶某某虽然虚构了部分事实，但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租金的目的，故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再审改判对于正确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入罪条件，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安全感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三：窦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再审改判无罪案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原审被告人窦某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案涉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采用楼面价包干方式由窦某某承包经营，并设立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专门用于项目开发，该分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窦某某担任负责人、总经理。原审认定，在某置业宁国分公司经营期间，窦某某将其个人债务共计561.7万元计入某置业宁国分公司支出账目或用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产抵偿，因个人原因挪用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金180万元。再审查明，窦某某的个人资产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产存在混同情形。2010年至2016年，某置业宁国分公司累计从窦某某及其亲属账户流入资金1400万余元，向窦某某及其亲属账户流出资金1亿余元，净流出资金共计9100万余元。经窦某某及其亲属账户流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资金共计9400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与开发案涉项目及公司经营相关。

案涉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发生纠纷，窦某某于2014年4月对某置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窦某某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用于审计。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要求窦某某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窦某某表示已提交审计而未予提供。

【典型意义】

侵犯财产类犯罪的认定必须以财产权属明确为前提。在企业经营者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高度混同的情况下，如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之间双向往来频繁，无法准确区分涉案财产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财产，那么在证据层面不宜简单认定涉案财产系公司财产，不能确认行为人的行为实质上侵害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本案中，窦某某个人财产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财产高度混同，且原判未全面查清窦某某及其亲属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和用途，故不宜认定窦某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本案再审从企业经营的现实状况出发，对行为是否损害公司财产进行实质性审查，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体现了刑事审判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

（二）“两高”联合发布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行贿罪以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坚持依法从严惩处，二是精准惩治新型隐性腐败，三是注重多领域覆盖。

案例一、刘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依法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

【基本案情】

1998年至2015年，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某金融监管单位助理巡视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河南某公司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和控股某村镇银行、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5亿余元，造成某村镇银行巨额贷款无法收回。

2015年下半年至2021年，被告人刘某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贷款、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70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的典型案例。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是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不仅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损害群众“钱袋子”安全，甚至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国家金融安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国家工作人员，负有依法监管金融业务、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责，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5亿余元，违法行使职权为他人谋利，造成巨额贷款无法收回，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司法机关对刘某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彰显了依法从严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的鲜明立场。

案例二、吴某受贿、挪用公款、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案——依法惩处商业银行领域腐败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系某国有出资银行行长。2016年，吴某伙同某公司总经理何某商定，利用吴某职务上的便利，向某公司发放5亿元保证贷款，并以交易方式给予吴某好处。2017年3月，经吴某审批，某国有出资银行向某公司发放贷款5亿元，年利率8%。该笔贷款发放后，某公司经测算认为该项目利润较高，遂通过何某向吴某提出，除支付正常利息外，额外给付吴某贷款年利率9.5%的固定回报。吴某表示同意，并与何某约定，两人获取该款后平分。之后，某公司按约定先后三次将年利率9.5%的利息共计1.42亿余元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转入吴某、何某提供的公司账户。

另查明，被告人吴某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授信审批、贷款发放、出具履约保函、企业融资等事项上谋取利益，还收受他人贿赂1.32亿余元。2015年至2017年，吴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5.08亿余元归个人使用，或出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2011年至2018年，吴某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5.01亿余元，造成损失3026万余元。2015年至2017年，吴某违反规定，伙同他人由某银行出具保函，承诺对相关公司3亿元贷款的本息承担补足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商业银行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商业银行行长作为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决策者，承担着经营管理、授信审批、贷款发放、风险防控等重要职责，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关键少数”，以公谋私、违法犯罪，不仅导致银行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失，还严重破坏金融市场和行业生态。本案中，吴某利用担任银行行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公司发放5亿元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以收取虚假咨询服务费的方式获得固定回报，其实质是吴某利用职权给某公司发放贷款获取的对价，是金融领域典型的权力寻租，符合权钱交易本质。司法机关对吴某依法惩处，彰显了严惩银行领域腐败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的坚定决心。

案例三：黄某受贿案——依法惩处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黄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进入某国有商业银行特定客户名单等事项提供帮助。黄某与黄某森约定，由黄某森先以“安家费”名义给予黄某部分费用，待黄某离职进入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后，再以“薪酬”名义继续给予钱款。

2018年3月，被告人黄某收受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以“安家费”名义给予的3000万元后，从某国有商业银行辞职，并于2018年8月13日与该公司下属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500万元/年，奖金500万元/年。截至2022年3月13日，黄某森实际控制公司以“安家费”“奖金”“工资”等名义给予黄某财物共计4268万余元，另有“薪酬”1011万余元未支付。

此外，黄某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33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的典型案例。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往往涉及任职期间谋利、离职后“领薪”等诸多环节，甚至还可能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企业高管”等合法外衣，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本案中，黄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离职后到请托人实际控制公司工作，非法收受财物，实系权钱交易。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判处刑罚，明确划出法律红线，净化了金融市场生态，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案例四：李某、徐某受贿案——依法惩处“合作经营”型受贿犯罪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0年，被告人李某利用担任某国有信托公司南京、苏州业务部门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被告人徐某利用担任某国有信托公司业务部门经理职务上的便利，将某国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由苏州某公司承销，并安排信托计划融资方与苏州某公司签订委托销售协议，为该公司谋取了巨额利益。2018年至2022年，李某、徐某经与苏州某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某共谋，在不实际出资情况下，通过与沈某合伙经营公司分配公司利润的方式，非法收受沈某给予的财物。其中，李某收受财物共计1435万余元，80万元尚未实际取得；徐某收受财物共计1431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合作经营”型受贿犯罪的典型案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涉及投资者众多、投资金额大、资金管理要求高，严格规范落实行业监管规定，才能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被告人李某、徐某作为国有信托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将信托计划交由非金融机构的第三方公司承销，安排第三方与信托计划融资方签订委托销售合同，提高了融资成本，增加了金融风险，破坏了金融秩序。李某、徐某以“合作经营”为名收受财物，设置重重“防火墙”，进行权钱交易，应依法惩处。司法机关对李某、徐某依法判处刑罚，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信托行业腐败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彰显了依法严惩金融领域受贿犯罪的坚定决心。

案例五：王某挪用公款、受贿、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违法发放贷款案——依法惩处以虚假理财手段挪用公款犯罪

【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至2019年12月，被告人王某利用担任某国有参股银行支行副行长、行长职务上的便利，分别伙同李某、高某、谢某等人，在为客户办理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等业务过程中，向某科技公司等22家单位出具虚假的理财协议、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将上述单位本应存入某银行的理财资金、定期存款直接或通过王某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账户，挪用给北京某公司等单位进行营利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案发时，尚有本息合计17.7亿余元未退还。

另查明，王某在挪用公款过程中，为顺利获得出资单位资金，向国有公司人员邸某行贿1600万余元，向非国有公司人员高某行贿5300万余元、陈某行贿130万余元。王某将挪出的公款交由北京某公司用于营利活动并收取高额利息，另收取该公司负责人李某给予的好处费8200万余元。后期因部分公款无法归还，王某伙同上级分行负责人员违法发放银行贷款8.1亿余元，并将上述贷款用于填补挪用公款形成的资金缺口。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以虚假理财手段挪用公款犯罪的典型案例。银行工作人员以虚假理财手段挪用公款，不仅直接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缺口，影响资金流动性与信贷投放能力，还破坏金融机构公信力、削弱金融监管有效性，危害金融安全。本案中，王某作为国有参股银行支行副行长、行长，通过在虚假理财协议上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方式，截留理财资金并挪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其还实施受贿、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违法发放贷款等犯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司法机关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有力维护了金融安全。

案例六：曾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依法惩处信托领域职务犯罪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曾某利用担任某国有控股信托公司创新并购二部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明知某集团及关联公司不符合贷款资格条件，受该信托公司创新并购中心总经理李某（另案审理中）指使，违反国家规定，隐瞒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巨额民间债务、公司资产负债表虚增资产等问题，将贷款资料呈报某信托公司总部，促成发放贷款共计23亿余元，造成该信托公司巨额经济损失。曾某收取请托人给予的好处费179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信托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信托领域职务犯罪直接危害信托资金安全，不仅给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带来重大损失，而且可能引发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危害整体金融稳定。本案中，被告人曾某身为贷款审批审查人员，明知相关单位不符合贷款条件，仍违规签批上报材料并促成贷款发放，造成信托公司巨额经济损失，严重影响金融信托资金安全。司法机关对曾某依法定罪量刑，发挥了警示作用，起到了震慑效果，有力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

【危害税收征管罪专题】

（一）《骗税与逃税的界分：以典型案例解决司法争议》

内容简介：

2024年3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税收犯罪中的司法认定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税收犯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但由于《解释》以条文化的方式呈现，因而在理解《解释》的时候在理论与实务中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在税收犯罪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是骗税与逃税的区分，《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将“虚列支出、虚抵进项税额或者虚报专项附加扣除的”规定为逃税罪的“欺骗、隐瞒手段”。其中，“虚抵进项税额”如何理解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观点分歧的核心问题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成为逃税罪的手段。若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解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可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行为人采取“虚抵进项税额”手段逃税的，不能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税款的情形。反之，如果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解为目的犯，则只有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才能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而是为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为目的的“虚抵进项税额”行为，只能构成逃税罪。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争议，虽然大多数情形下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虚开为充足的构成要件，但对此以逃税罪论处的案例也并不鲜见。《解释》第十条第二款明确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目的犯的属性，如果行为人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也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损失的，不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解释》指出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就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而是以逃税为目的的，应以逃税罪论处的情形。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明确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由此可见，基于历史解释的方法，应当坚持将具有逃税目的的虚抵进项税额行为认定为逃税罪而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在“虚抵进项税额”的情形中，行为人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进行了抵扣，但其所抵扣的税款处于应纳税义务范围内，则此种行为的性质属于逃税而非骗税。作者认为，对于逃税罪的行为特征不能从形式上理解，而是应当从性质上考察。逃税罪的本质特征是拒不履行纳税义务。刑法将违背纳税义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逃税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税权。

骗税罪是诈骗罪的特殊罪名，其本身具有税收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状中虽然没有将本罪的性质描述为骗税，但从本罪设立之初，其骗税的性质就被立法机构所明确。如果说逃税的特征是应当缴纳的税款拒不缴纳，那么骗税的特征则是采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将国家税款占为己有。虽然从结果来看，逃税与骗税所造成的国家税款损失是相同的，但两种行为的性质不同。我国刑法中的定罪是根据行为性质而非结果。在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法，虚抵进项税额的情况下，行为人不仅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而且进行了抵扣，但只要抵扣数额处于应纳税义务范围内，则其行为仍然属于逃税而非骗税。

刑法对于骗税与逃税的区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相关规定中立法机关的立场仍然清晰可见，骗税与逃税的区分并不在于是否采用了欺骗行为，而在于是否逃避缴纳税款。骗取出口退税罪属于骗税，其行为特征在于并未缴纳税款的情况下，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税款。但如果在税款已经缴纳的情况下，行为人采取假报出口的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仍然应当认定为逃税罪。如果“虚抵进项税额”在应纳税款范围内的，属于逃税，即应当缴纳的税款通过虚抵进项税额而逃避缴纳。但如果超过应纳税款范围，则应当认定为骗税，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来源：《人民法院报》11月25日第7版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本质回归——基于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

刘荣

关键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骗税 逃税 逃税罪 上征下退

摘要：在当前限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适用的两大路径中，添加非法定构成要素的路径无法避免添加要素与法定要素之间的逻辑断裂，而在法定要件内寻求行为不法实质的路径则判断标准不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作为票证出具行为，本不会直接作用于国库资金，但在由增值税专用发票制约的“上征下退”的征税机制中，其对国库利益可以产生净支出、少收入、无损害三种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明确将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从骗取出口退税罪扩展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解绑，其不法本质是骗税危险，《刑法》第205条也并不存在所谓的立法漏洞，限缩目的在具体可量化的标准下达成。当“上征小于下退”，具有骗税危险的虚开行为应适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征等于下退”，减损国家税收债权的虚开并虚抵的行为适用逃税罪；“上征大于或等于下退”，国库利益无损害危险的虚开行为则属于行政不法。

内容简介：

作者认为，当前我国《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以下简称“虚开专票罪”）因在适用上的不当扩张而成为备受刑法理论与刑事实务争议的一个罪名。对该罪名的限缩已达成共识，但在限缩的具体方式上不同，导致司法适用分歧。目前提出的限缩理论可被归纳为两大路径。一是溢出现行文本增加非法定要素的路径，通过添加刑法文本以外的其他非法定要素来达到限缩虚开专票罪适用范围的目的，即“虚开专票罪等于虚开专票行为加虚开专票故意加X”。二是维系现行文本寻求不法本质的路径，即在《刑法》第205条的文本之内，从客观要件层面寻求限缩虚开专票罪刑事不法的实质标准。其主张虚开专票罪的刑事不法由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部分组成，其中虚开专票行为仅为形式要件，此外还要求具备实质要件Y，即“虚开专票罪的刑事不法等于虚开专票行为加Y”。

从限缩效果看，第一种路径效果更显著，且限缩效果与添加要素的数量成正比。但是这会突破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产生添加的要素与虚开专票罪既有行为样态之间的“排斥”反应。第二种路径，虽然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并且不会因添加要素引起犯罪构成内部的逻辑断裂，但现阶段各学说提出的实质判断标准均存在失详不明的缺陷。

作者提出，虚开专票罪存在立法缺陷并非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应当首先深入了解增值税的税理，回归刑法文本重新考察虚开专票行为的不法实质。目前增值税的特殊征税机制是“上征下退”，从主体上看，税款的实际支付者与国家之间增加了代收的角色，由此“上征”要经历代持和代缴两个阶段，因资金在三个主体之间隔时、隔地双向流转，增值税较其他税种有更大的流失空间和风险。有鉴于此，专票应运而生，税款代收者作为开票人向支付者开票，证明其已支付税款，受票人凭票从国家抵退，开票人凭票向国家缴纳，专票成为增值税“上征等于下退”内在制约机制的载体。

由于专票制约着增值税的“上征下退”机制，从而使其对国库利益可能产生以下三种影响：其一，“上征小于下退”，国库净支出；其二，“上征等于下退”，国库收入减少；其三，“上征大于或等于下退”，国库利益无损。前两种情况下的虚开行为都损害了国库利益，第三种情况并没有损害国库利益，但其违反了国家对发票的管理秩序。

作者解析了我国刑法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其认为，造成国库既有财产减损的情况属于骗税，造成国家税收债权减损的情况，属于逃税。关于逃税与骗税的一元认定路径，形式上，英美法等国家在并不专门区分逃税与骗税，统一归为欺诈；实质上，在实行增值税的英国和欧盟国家，虽对逃税与骗税在形式上不予区分，但实质上予以区别对待。关于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我国1997年《刑法》第204条第2款将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在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中确立。该路径从不法本质上精准定位了逃税与骗税行为，虽然二者在形式上均以欺骗方式作为获取国家出口退税的手段，但因其“上征”要素不同而导致其骗取款项的性质相异，从而使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但该路径被理论界普遍视为是一种例外，仅存在于出口退税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将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从骗取出口退税罪贯通适用于虚开专票罪。逃税与骗税二元认定路径的适用范围明确从增值税出口退税扩展至所有“下退”环节，包括增值税抵扣和留抵退税。虚开专票罪与逃税罪彻底解绑，二者不是预备犯与实行犯的关系，而是分属于虚开专票行为的不同认定路径，虚开专票罪是骗税路径下的罪名，逃税罪是逃税路径下的罪名。因此，二元路径下，刑法并不存在逃税罪与虚开专票罪罪刑失衡的立法缺陷。

最后，作者对虚开专票的不法实质进行分析，通过论证得出虚开专票罪不是骗税的实害犯，而是骗税的抽象危险犯。在逃税与骗税的二元认定路径下，回归虚开专票罪骗税危险犯的不法实质，《刑法》第205条自然恢复了内部逻辑自洽且外部体系平衡的状态，并无立法缺陷。危险的内容从国家税收损失具体到骗税后，不仅可区分以上“难以区分的危险性”，而且其判断标准可量化。一方面，逃税虚开行为与骗税虚开行为的危险性区分显性且可量化。另一方面，骗税的虚开与行政不法的虚开在危险性上具有客观区分性。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增值税链条上骗税危险的归责标准。实践中各类虚开行为常交织，类型化研究存在局限，唯有回归“上征等于下退”征收机制，具体分析个案，才能准确认定行为本质。

来源：《清华法学》2025年第5期

（三）《“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可作为虚开发票罪“出罪”事由》

王新

内容简介：

作者认为，无论虚开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在法律评价时均应最终聚焦在国家税收利益，应紧扣“国家税款是否损失”这一根本红线，因此也应将“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作为虚开发票罪的“出罪口”。

对于“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目前的共识是“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故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但是，对此能否直接认定为虚开发票罪的问题，存在认识分歧。作者谈到，有司法人员在无法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情况下，滑向了虚开发票罪，甚至将其作为发票虚开类犯罪的“兜底”罪名，需要从刑法解释和罪刑均衡的角度进行辨析。

立足于发票的功能，将其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专用发票，另一类是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核心功能是作为增值税的抵扣凭证，普通发票不具备直接抵扣税款的功能，但其作为经济活动的原始凭证，是企业核算成本、费用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计缴的基础。在刑事规制层面，虚开发票罪中的发票，是特指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发票，并不是“兜底”的一般发票，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包容关系，而是对立关系。因此，虚开发票罪并不是发票虚开类犯罪的“兜底”罪名。

作者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阐释了虚开发票罪的“出罪口”设置。从实然规定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对虚开发票罪规定“出罪口”。根据刑法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明显重于虚开发票罪，但从体系解释立场出发，对于同一类罪中社会危害性更大、法定刑更重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设有“出罪口”，对于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法定刑更轻的虚开发票罪，理应适用相同的“出罪”逻辑，以便体现罪刑均衡原则。国家税收利益的核心在于保障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实现，这是税收征管制度的根本目标。在国家税款没有损失的情形下，对于违反发票管理秩序的行为，就不应直接将其等同于对税收实体利益的侵害。基于罪刑均衡和刑法体系解释的考量，并且借鉴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应将“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作为虚开发票罪的“出罪口”，即规定为：“虚开发票，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来源：《中国检察官》微信公众号

（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个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典型案例，涉及逃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彰显对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打击力度，帮助统一裁判标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

案例一：郭某、刘某逃税案——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逃税的，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处理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被告人郭某、刘某在天津市西青区注册成立索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索某公司”），郭某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至12月间，郭某、刘某在与四川泸州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从上述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80份用于抵扣税款，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6亿元，税额2300余万元。经查，索某公司2018年度申报销项税额5200余万元，申报增值税进项抵扣税额5025万余元。2022年9月，郭某、刘某分别被抓获归案。一审审理期间，刘某家属代其退赔人民币20万元。

【典型意义】

当前，通过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逃税案件多发，定性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努力实现“三个效果”最佳统一。逃税，是行为人逃避应纳税义务的行为，危害结果是造成国家应征税款损失；骗税，则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已收税款。因此，两罪主体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差较大，司法机关应依法查明、区别对待。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区分逃税和骗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骗税危害性更大，行为人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打击；基于“三个效果”考量，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轻罪重罚，有利于涵养国家税源。

案例二：新疆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税案——依法惩治利用“阴阳合同”逃税行为

【基本案情】

2012年3月9日，被告人毛某某与周某某（已死亡）合伙挂靠奎屯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奎屯百某公司），成立奎屯百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于2012年3月12日依法办理税务登记证，在沙湾县从事“林某苑”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2013年2月20日，因政策调整，分公司无法实施项目立项，奎屯百某公司迁入沙湾县并更名为“新疆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百某公司），奎屯百某公司沙湾县分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于2013年12月23日注销税务登记。后“林某苑”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立项、取地、工程规划、施工许可、建设施工、商品房预售许可、销售合同签订、销售房屋开具发票等业务均以被告单位新疆百某公司名义进行。2012年至2018年，毛某某与周某某通过挂靠并使用被告单位新疆百某公司房地产开发资质，在沙湾县继续从事“林某苑”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并对外进行销售。其间，通过采取将收取的部分房款打入周某某个人银行卡中隐瞒收入；签订与实际收款金额不一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按实际收款金额申报；明知拆迁补偿房屋应视同销售申报，但对未开具发票的拆迁补偿房屋不进行申报的手段，不缴和少缴营业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等共计386万余元，占应纳税额的30.49%。2020年11月30日，新疆塔城地区税务局稽查局向新疆百某公司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限期缴纳税款。该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补缴税款。

【典型意义】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最主要来源，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逃税行为不仅直接危害国家税收，扰乱国家经济秩序，而且损害社会诚信，冲击社会价值观，是重点打击的涉税犯罪之一。刑法规定逃税的手段包括以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实践中，逃税的具体手段五花八门。相较于其他手段，签订“阴阳合同”逃税往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更难查处。“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签订“阴阳合同”隐匿收入、财产的行为，作为逃税的手段明确予以规定。以“阴阳合同”实施逃税行为的危害性，不完全在于签订“阴阳合同”行为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目的和造成税收损失的客观结果。当前，“阴阳合同”在社会生活中并不鲜见，对利用“阴阳合同”逃税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对这种行为的强烈警示，是在向社会发出遵守税法、诚信经营的强烈信号，有利于对类似行为的一般预防。

案例三：梁某某逃避追缴欠税案——依法惩处恶意逃避欠缴税款的犯罪行为

【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某某于2019年1月在四川省仁寿县成立个体工商户仁寿县伟某建材加工厂（下称伟某建材厂），从事砂石收购、加工、出售等业务，于2021年底停止经营。其间未按照规定缴纳税款。2021年10月，四川省眉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对伟某建材厂经营期间涉税问题进行检查，发现该厂欠缴应纳税款共计406万余元。2022年2月22日，眉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向伟某建材厂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15日内补缴上述税款。梁某某到期未缴纳。2022年3月14日，眉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再次向该厂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3月18日前缴纳上述拖欠税款。为逃避税务机关追缴，梁某某于2022年3月至11月间，将伟某建材厂收入资金秘密转给其子梁某，包括通过对公账户8次转账共计372万余元，通过个人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8次转账共计282万余元，通过个人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30次转款共计150万元。梁某某上述行为，致使眉山市税务局无法追缴梁某某经营伟某建材厂期间所欠相应税款。2023年10月9日，梁某某自首，后补缴税款246万元，与税务机关达成清缴欠税协议。

【典型意义】

不仅逃税、骗税、暴力抗税等行为直接危害国家税收，有能力履行缴纳税款义务的纳税人，通过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隐匿财产或者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等手段转移或者隐匿财产，致使税务机关无法对其追缴所欠税款的，也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损失，危害性大。实践中，拖欠税款的情况并不鲜见，如纳税人系基于客观原因导致拖欠税款的，法律规定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延期缴纳；但是，如果纳税人有能力履行纳税义务而恶意转移、隐匿财产，导致税务机关强制执行等追缴手段难以奏效，造成无法追缴所欠税款，不仅妨碍了税务机关的履职行为，更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达到刑法规定一万元以上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逃避追缴欠税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向社会昭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不同于税法上的拖欠税款，而是刑事犯罪，对引领欠税义务人依法纳税具有很强的警示效果。

案例四：黄某某等人骗取出口退税案——从严打击以循环进出口货物申报出口退税的骗税行为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某某系上海美某羊绒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该公司主要从事羊绒制品、纺织原料的采购、加工、进出口等业务。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黄某某等人以美某公司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公司代理出口的方式，出口纺织纱线，待货物到达香港后，又以来料加工等名义将该货物报关入境，通过物流公司将货物运回上海或运至河北，重新包装后又以美某公司名义再出口。黄某某等人将资金通过私人账户划转至地下钱庄的私人账户内，又汇兑到他人在香港注册的多家公司，再由上述香港公司以外商的名义向美某公司付款，即采用资金回流方式完成虚假付款、结汇业务。在完成付款后，由美某公司及相关外贸公司办理出口退税。经查，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黄某某等人采用上述循环出口的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人民币8.7亿余元。

【典型意义】

出口退税是国家为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允许本国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一项税收优惠，即在货物出口后，国家退还该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已纳税款，避免双重征税。实践中，不法分子将同一商品作为道具循环进出口即虚假出口，并没有导致国家的出口业务增多，违背国家出口退税制度宗旨，不应当享受出口退税优惠。利用循环出口骗取出口退税，既扰乱国家出口商品秩序，更造成国家税款被骗损失，本质上是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的骗税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严惩。以采用循环出口等方式非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是性质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是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对此必须保持高压态势。

案例五：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对利用平台倒卖发票牟利的行为应依法惩处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被告人沈某某注册成立浙江沈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等。5月底，沈某某让技术部主管王某某在前期开发的网络货运车货匹配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补录运单功能。之后，沈某公司利用该补录运单功能，通过业务员以及业务员发展的代理商，向缺少进项发票的物流、建筑工程类等公司（即受票企业），在收取价税合计金额5.3%以上服务费后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流程为：沈某公司将伪造的货运信息或者受票企业已经自行委托社会车辆运输完成的业务信息，通过补录功能录入网络货运平台，并通过与受票企业签订虚假运输合同、资金回流走账等方式，伪造成沈某公司实际向受票企业提供了承运服务的假象，向受票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据查，自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沈某公司以上述手段向2700余家企业累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323份，税额8.27亿余元，其中已抵扣8.23亿元。

【典型意义】

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但平台不是法外之地，平台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国家在大力推动平台经济创新的同时，高度重视规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具体提出，要加强平台企业税收监管，依法查处虚开发票、逃税等涉税违法行为。被告人沈某某利用公司平台收取服务费，向没有实际运输业务的公司等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国家税款被抵扣，将本属于合法的运输平台异化为倒卖发票的犯罪平台，既扰乱了发票管理秩序，又危害国家税收。该案的处理，既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也是对平台经济环境的净化；相关平台企业应从中吸取教训，加强自身监管，不可以身试法，更不能将国家鼓励创新发展的平台异化为违法犯罪的“卖票”平台。

案例六：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依法惩处为骗取税款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陈某某在明知与罗某某等人（另案处理）控制的上海觅某实业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下称上海公司）无真实货物交易，上海公司与广西凤某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白某贸易有限公司等广西、江苏等地的糖业公司（下称糖业公司）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采取票、货分离等手段，通过安排其实际控制企业的会计人员使用银行卡转账走账至上海公司，上海公司再向糖业公司转账，由糖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上海公司的方式，为上海公司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巨大。另查明，上海公司利用获取的上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向其他企业虚开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罗某某按照价税合计至少1%的比例向陈某某支付好处费。

【典型意义】

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他普通发票相比具有凭票抵扣税款的功能。不法分子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功能，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合同、票货分离、虚假走账等手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有的以此逃避应纳税义务，有的则以此非法占有国家税款。对此，要区分行为人主观故意和客观危害结果，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准确把握行为性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财产的虚开抵扣行为，本质上是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手段骗取国家财产，对此应依法严惩。对明知他人为骗取国家财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提供帮助构成犯罪的，依法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案例七：罗某某等人骗取出口退税案——依法从严惩处以“买单配票”手段骗取出口退税行为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2年，被告人罗某某在未真实出口货物的情况下，安排沈某某等人（另案处理）购买他人无需退税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以人民币换取外汇转入出口代理平台南昌盛某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医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伪装交易，再以实控的南昌市小某某服饰有限公司、南昌市霖某服饰有限公司等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制作虚假购销合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经查，罗某某等人以上述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1.4亿余元，其中，已申报自营出口但未退税款51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出口退税政策的持续推行，不法分子通过“买单配票”方式，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多发。有的与货代公司、地下钱庄、上游开票公司勾结，形成地下利益链，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虚开、非法出售或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国家财产，危害税收安全，社会危害极大。司法机关始终坚持对骗税犯罪从严打击，既包括通过判处犯罪分子长期自由刑，也包括通过依法判处巨额罚金，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有力震慑贪利性犯罪分子，维护国家财产安全。

案例八：南京东某铂业有限公司、姚某某等骗取出口退税案——将白银伪装成“溅射靶组件”伪报品名出口后申请退税的行为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

【基本案情】

2016年上半年，被告单位南京东某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姚某某与香港新某行（金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行公司）商定，由东某公司销售白银给新某行公司。因白银属于我国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出口不能退税，且白银作为原材料成本超过80%的银制品也不能退税。姚某某安排他人从国内采购白银，按每批次白银成本占比约78.5%的配置，与背板简单加工后伪装成“溅射靶组件”，采用增加交易环节、伪报品名等方式，将白银走私出口至香港，后以“溅射靶组件”名义申报出口退税。2016年6月至2019年5月，东某公司加工“溅射靶组件”后，先将“溅射靶组件”销售给姚某某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再销售给新某行公司。新某行公司收货后将“溅射靶组件”的白银部分和背板部分拆卸，将白银回熔，按照白银的价值扣除回熔所需提炼费后的金额结算货款。“溅射靶组件”中价值较高的铼板等背板则通过江苏亮某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姚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方式回流至东某公司重复使用。经查，东某公司、姚某某等采用上述方法，出口白银共计609377千克，申报取得国家出口退税共计4亿余元。

【典型意义】

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但不是对所有的出口商品都允许退税。我国出口商品分为允许退税商品和禁止退税商品。白银作为贵重金属属于限制出口商品，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但根据相关规定，对于以白银为原材料的白银制品，白银成本占商品总成本80%以下的，出口后可以申请退税；白银成本占商品总成本80%以上的，不享受国家退税政策。近年来，出现不法分子将不符合退税政策的产品经过简单加工，伪装成可退税产品，伪报商品编号报关出口并申报退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新型犯罪。对此，人民法院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依法定罪处罚，彰显了依法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从严打击骗税犯罪的坚定决心。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